图为孩子在“留守学生之家”自习。 记者丁国锋摄

我们身处的时代，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经济大发展背景下的人口大流动。

据统计，2009年，涌进城市的流动人口群体近2亿人，他们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为主。青壮年流动人口外出打工的原因，固然是为了提高经济收入，同时，也是为了摆脱家乡落后的状态给下一代发展带来的“天然羁绊”。但因为种种现实状况和条件的限制，尤其是在目前“城乡二元”结构和体制尚未打破、城市生活、教育、医疗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农村青壮年流动人口在奔赴外地时，不得不“撇下”尚处年幼的孩子，这给这个时代带来了另一个更为特殊的群体———留守儿童。

《法制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位于苏北腹地的淮安市，100多万外出打工人员“留下”了至少超过10万的少年儿童，这些孩子与爷爷奶奶等祖辈生活在一起，在“隔代监护”的情况下，他们除了怨父母、恨学校之外，还因为缺乏体制上的关爱，给当地学校、社会带来了难以承载的新压力。

在正常的教学任务之外，关爱留守儿童的责任，让学校承担了从前难以想象的压力。把这个群体的孩子，在小学阶段管理好、教育好，的确会对他们以后的人生，带来很多影响

“亲爱的妈妈，您在那儿生活还好吧，女儿不在您身边，您要好好照顾自己。

“三年前，您为了我到外地找工作。三年过去了，女儿已不是那个好哭、好吃的小丫头了，我已经学会了烧饭、洗衣服、扫地了，这些都是老师和外婆教导我的，请您把心放下来。”

写下这段令人哽咽的文字的，是江苏省盱眙县官滩中心小学六年级一班13岁的陈雪。

在陈雪的身边，还藏着一封没有寄出的信，是写给2年前因病去世的父亲的。

“2008年2月21日，是我的生日，但那天我最敬爱的人离开了我，那个人就是您。爸爸，因为这天，我会永远伤心。在每一个夜里，我都会哭……”

见到这个留守孩子时，记者并不知道她的家庭情况，一句“想爸爸妈妈吗”，一下子触动了陈雪敏感的神经，眼泪瞬间挂在了她的脸颊上。记者甚至感到了多年采访没有发生过的“手足无措”。

在老师的陪伴和慢慢引导下，陈雪讲述了她妈妈外出打工后，她的“留守”生活：“我4岁多，父母就打工了。现在妈妈一个人在外，我就和外婆生活，但每周五，妈妈都会打电话给我，有时候我太想她了，也用学校里电话打给她。”

陈雪如今住在学校。每个周五下午，她可以在校门口坐上公交车，回到10公里外的外婆家，享受一下家庭的温暖。

“她很懂事，但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家，和其他留守儿童一样，心理上长期存在着和有父母陪伴的同龄人完全不同的感受。”官滩中心小学工会主席、关工委副主任毛学元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记者了解到，因为村校合并，官滩中心小学有27个班级1348名学生，而留守儿童达到了104名。毛学元对记者说起了3年前令全校老师“出汗”的一件事：

五年级和六年级的两个孩子，因为想念在外打工的父母，谎称学校要收150元钱，向亲戚借钱后，相约结伴往苏州去。孩子的出走，急坏了全校教职工，校长派出3路人马寻找，最后在盱眙汽车站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已经睡着的孩子。“老师反复询问才知道，孩子夜里想爸爸妈妈，哭了好长时间，但到了车站要买票，他们却不知道父母电话，也不知道具体到哪去。”毛学元说。

据介绍，此事发生后，对留守儿童的管理教育，更加引起了学校的重视。学校专门成立了关心留守儿童工作委员会，并每周一次为学生提供免费打电话服务。同时，建立了留守儿童档案，详细记录家长、监护人的电话和打工地点，还请司法所、派出所同志为孩子们作普法、安全教育报告。

“关爱留守儿童的责任，在正常的教学任务之外，已让我们承担了从前难以想象的压力。把这个群体的孩子，在小学阶段管理好、教育好，的确会对他们以后的人生，带来很多影响。”毛学元说。

留守儿童现象，给学校带来太多的“负荷”，由此逐步形成的农村中小学教育格局的变化，应当引起更高层次教育主管部门的关注

“我们学校1102名学生，父母都在外的留守儿童有370名，还有近400名学生的父母有一方在外地。”洪泽县东双钩中心小学校长刘兆龙介绍说。

记者翻阅该校留守儿童档案册，看到几乎每个班都有10多名留守儿童在册，而留守儿童最多的3个班，每个班学生数不超过50人，留守儿童却有19人。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留守儿童的大量出现，给学校传统的教学带来了多年难以承载的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流动人口大量输出地中小学校的教育管理格局。这些学校首先面临的压力，来自于寄宿小学生的大量增加。

2002年，东双沟中心小学还仅仅只有十几个学生到教师食堂“搭伙”。到了2004年，学校不得不投资20多万元，建起了学生用的食堂，同时还在当地政府的财力支持下，建了3层楼的学生宿舍，配备了专职的“生活”教师，负责孩子们的起居、日常卫生、健康管理。

53岁的生活教师沈爱飞对《法制日报》记者说，学校的6个生活教师分日班、小夜班、大夜班负责男女生各14间宿舍的管理，除了打扫卫生、帮助年龄较小的孩子打理个人生活外，还要负责学生的安全，这是最操心的。

“孩子不能生病啊。天气热的时候，夜里9点多，要逐间宿舍关电扇；天冷的时候，要定时逐个房间查看有没有掉被子。”沈爱飞说，每天在各个环节上都要仔细核对孩子的人数，怕孩子私自外出发生意外，学校还设立了4道岗，校门和保安室相连，每一个人进出都要仔细核对登记。

《法制日报》记者还了解到，在寒暑假期间，为了给留守儿童提供固定的学习生活场所，淮安等苏北不少县市已经逐步建立起了延伸到大规模村镇的“留守儿童校外辅导站”。

“当大多数老师下班回家休息时，我的另一份工作才刚刚开始。”盱眙县明祖陵镇留守儿童辅导站教师、大学生志愿者朱玉荣说，她照顾的留守儿童有100多个，而其中最小的、年仅9岁的王兴香，如今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妈妈。

“去年开学，8岁的王兴香在辅导站安顿下来，成为年龄最小的一名学生。放学后她一个人背着大大的书包走在操场上，瘦小的身影显得那么弱小和孤单，让人怜爱和心疼。”朱玉荣说，“作为生活教师，怎么样用一个老师的言行，去告诉他们学会爱自己，爱他人；学会承担责任，独立生活；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幼小的身躯，担子不比任课老师轻松。”

留守儿童现象，给了学校太多的“负荷”。盱眙县教育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认为，由此逐步形成的农村中小学教育格局的变化，应当引起更高层次教育主管部门的关注。

父母在外地违法犯罪，给留守儿童幼小的心灵带来的压力更大，特别是当他们随着年龄增长，逐步走向社会时，如何引导、帮助他们靠自己所学的知识、技能去“撑起一个家庭”，的确需要相关部门去研究思考

在采访中，盱眙县官滩中心小学六年级的吴忠(化名)的故事，引起了记者的关注。

因为多年前和别人发生纠纷，在打架过程中，吴忠的父亲杀了人，后被判处无期徒刑。父亲服刑后不久，吴忠的母亲改嫁了，爷爷奶奶70多岁，都不识字，孩子很小就住在了学校。

吴忠的班主任王开平说，吴忠不爱做作业，常常应付老师，到了五年级，各门功课基本都不及格。“孩子是无辜的，和其他留守孩子不同，他还有一个服刑中的父亲。”王开平说，但孩子的本质还是很好的，他有一次给父亲写信，字里行间透露着对父亲的思念，希望父亲好好改造，将来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们不能放弃他啊，得给他更多的关爱。学校免除了他所有的费用，每月还提供50元伙食费。现在，吴忠的成绩已经有了很大起色，期中测验都考了70多分”。

王开平说，像吴忠这样家庭背景的孩子，虽然不多，但父母在外地违法犯罪，给他们幼小的心灵带来的压力更大，特别是当他们随着年龄增长，逐步走向社会时，如何引导、帮助他们靠自己所学的知识、技能去“撑起一个家庭”，的确需要相关部门去研究思考。

“对孩子们的法制教育，哪怕是最基础的，也不能忽视。”洪泽县东双钩镇司法所所长李德才对记者说，孩子年龄太小，父母不在身边，也只有学校和司法机关去共同关注。虽然他们还听不太懂很深奥的法律知识，但是可塑性强。像“拿别人钱对不对？随意去游戏厅好不好？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不该做”这样的认知，还是可以潜移默化地达到教育效果的。

据了解，为了通过提升农村留守儿童的法制意识、权益观念和自护能力，弥补家庭法制教育缺失带来的问题，淮安市司法局在该市659所中小学校配备了法制副校长或辅导员，将法制宣传教育纳入课堂教学，基本实现了法制教育计划、课时、师资、教材四落实。

目前，留守儿童工作从全国到地方还基本处于“无领导机构、无牵头部门、无职能定位”的“三无”状态，各地的政策大部分缺乏针对性，停留在口号层面的比较多

“因为隔代教育的原因，很多孩子存在怨学校、恨父母的心理障碍。”盱眙县关工委办公室副主任王兆浚说，留守儿童生活失助、学业失教、行为失控、道德失控、心理失衡现象突出。

据《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在中学阶段，很多留守儿童受到外界因素的“诱惑”和“干扰”，选择了“盲目辍学”，在思想、知识、能力十分薄弱的情况下走向社会，成为了“打工二代”，给社会带来很多新问题。

盱眙县希望小学校长朱志锋说，一批年龄很小的外出打工人员，暑期回家就会“圈”走一群中学生。而对这些情况，父母、学校基本难以有效控制，这也预示着对留守少年儿童加强关注的“急迫性”。

采访中，记者试图联系江苏省有关部门了解目前江苏省留守儿童工作的最新状况时，却遇到了第一个问题：目前江苏省有多少留守儿童，没有一个部门能十分准确地告诉记者。

江苏省妇联儿童工作部部长苗宁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向记者提供了一份2007年《江苏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和管理情况的调查报告》，其中显示：2007年，江苏省农村留守儿童人数已逾200万。其中，父母双方都在外地务工就业1年以上、处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留守儿童达83万人，占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的10.7%。而在流动人口集中的苏南地区，随父母生活学习的儿童则有近60万人。此外，基于留守儿童大量增加带来的问题，2007年仅在寄宿制学校就读和住宿的留守儿童有25.3万人，占全省留守儿童总数的30.5%。

“因为留守儿童的数字随着外出打工人员数量会出现起伏，没办法得到一个最准确的数量。这些数据只能作为参考，已没有实际使用价值。”苗宁说，2007年以后还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跟踪调查和数据更新。

“这主要是目前留守儿童工作还没有形成相关强有力的体制和机制所造成的。”苗宁对此解释说，目前涉及这项工作的不仅有党委的组织部门、宣传部门，以及关工委、妇联、共青团等群团组织，还有教育、民政、公安、劳动等具体政府职能部门，但自始至终没有成立一个组织领导小组，也没有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牵头”部门，相关部门仍处于“各做各”的状态中。

《法制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留守儿童工作从全国到地方还基本处于“无领导机构、无牵头部门、无职能定位”的“三无”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当地的关工委、教育局以至于学校对留守儿童的工作，也因为缺乏“自上而下”的政策和制度扶持，仅能在当地县级范围内，在有限的财力状况下，为留守儿童的学习生活提供帮助。

而2007年《江苏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和管理情况的调查报告》分析认为，虽然各地陆续出台了一些关爱留守儿童的措施和办法，但大部分政策缺乏针对性，停留在口号层面的比较多，对于实际情况的把握不够，由此造成了对不同留守儿童的特点细分不够，致使一些政策制定模糊不清，针对性不强，影响了开展留守儿童关爱和保护工作决策的有效性。